一篇注定无法被发表出去的艺评

 由于无法亲自到现场去观摩，我只能靠着零散的现场照片以及作品细节图，去尽量想象它们在方形空间这个地方的样子——可能会与实际展览效果有较大出入，但我会尽量抹平这种误差。

作为方形工作室的长期观众，我自然是通过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得展讯，打开文章，先看策展语，我只提炼出了“超现实主义”，“画布与图像的关系”等关键词，其他的概念则语焉不详，着实让我迷糊了一会；继续看艺术家自述：“静态图像的动态可能性”，“静观”，“凝视”是比较吸引我的点。虽然还未见到作品面貌，几个模糊的作品语境却已经形成了。

收到策展人发的现场图了。我反复浏览这些图，假想自己站在方形工作室门口，跨入门槛，映入眼帘的是两幅关于手的画。第一只手，一只黑色的手，指尖微亮，会让我联想蓝色的火焰，而指尖的形状也会唤起水仙花茎抽出的芽的形象…… 继续凝视一会，手的形象会愈发固定，这的确是一幅关于手的画，所以要不要用“写实”绘画的标准来判断一下这只手画的怎么样呢？哦，正好左边也有一张手的画，描绘程度高了好几个层级，颜色也有了更多的变化，非常扎实的技术。如此一对比，就显得那只黑手单调不少了，尽管这两张画可能有着不同的创作思路——可要是这样的话，就更不应该摆一起了！

左转，看到的是四幅关于黑天鹅的画：两两一组，一组是上下关系，一组是左右关系，但组与组之间的距离不大，难道是想让观众四幅一起看吗？不管怎么说先一组一组看，看第一组：上下的两个图像的内容有些许区别，但除去两两并置的空间关系外，不足以让人联想到二联画（Diptyque）的叙事传统；反倒更会让人联想到一个动态影像的两个帧，抑或是两张在拍摄时间间隔很短的摄影作品。

这两种形式在摄影里可谓屡见不鲜，其思路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通过片段的拼凑来组成一个故事，即凸显图像的叙事性（类似漫画），如果要想达到这个效果就得尽可能用少的篇幅多展现关键的瞬间；二则是让「时间」这个对于摄影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在图像的重复中被生成出来；这类两两一组展示的图像一般有着极广的视角，输出尺寸惊人，细节丰富，可看的地方极多，会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在两张类似的图像中反复切换视线，在两个给定的时间刻度之间不断想象流逝掉的、无法被两张图像悉数表达的场景和故事。如此推论下来，这两幅天鹅作品不管是在空间的呈现也好，故事的讲述也好，描绘的程度的也好，都没有办法尽力达到以上提到的方法论中的任何一种：它们只是和入口处的那只手一样，只是两张关于天鹅的画而已。

继续看下一组，似乎多了些有趣的东西：在第一张左下角出现的绿叶子并没有出现在第二张，而第二张画的画框边缘则被涂成了绿叶子的颜色。除此之外画面内容和第一组一样，并没有明显的叙事性，也缺乏时间的暗示，但姑且当成是两个不同时刻的两只天鹅的肖像吧。回想展览介绍提到的“画布与图像的关系”，我大胆猜想艺术家是想探讨“图像在空间的视觉外延性”这一话题。这一话题的确能带出一段复杂的绘画展陈史，但在Brian O’Doherty的《Inside the White Cube》这本辛辣富有见地的艺术评论中，引出这一话题并不是什么前卫艺术家的作品，而是经常被艺术正史忽视的乔治·修拉：Brian O’Doherty认为，修拉的点彩画早已有跳出画框，融入白色墙壁空间的倾向。但可以确定的是，修拉离白盒子空间这种展览模式还隔了小一百年呢，探究画面与展览空间的关系绝非他的创作本意，可这并不妨碍他的画被当作一个全新的艺术案例来分析。如此来看，艺术创作的本源到底在哪？是评论吗？还是一个更高的创作理念？我想艺术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继续看下去，墙壁右上角有一张黑色小画，料想是需要抬头仰望的，虽然因为空间不大的关系，观众依然可以近距离欣赏这幅画，但这种观看的距离感还是会让我有些疑惑。

转头，又是一对二联画。一白一黑，一个是手里的白蛋，一个看不出来是什么。这种并置

形式类似的两个图像的手法永远不会出错，但也没了更多的可能性。

来到新的一面墙，看到了一幅在形式上非常超现实主义的画：眼睛/眼睫毛/球/月亮/眼球/草的感知图像被反复唤起，画面有一些笔触质感的处理，整体色调对比不强，会让人想到壁画，这样一来少了一些超现实主义强烈而荒诞的风格，但多了几丝静谧的气氛，我认为是一张很成功的画，但可惜材料是丙烯，没有油画闪闪发光的质感，也无坦培拉如水般的流畅感，略遗憾。当然其它画也有这个遗憾。

连着这张画描述的是一个黑色的东西。静观很久，我遇到了困难，无法辨认出它的身份，是花吗？是水果的果皮吗？联想的失败让我更久地盯着这幅画看，也许这是个空间吗？还是不太像！不管怎么说，艺术家的策略的确在我这里奏效了，我被耍的团团转，生自己的闷气。

再看下去，又是一个类似的形象！不过这个更像是水果的屁股，也可能是花瓣，只不过给画成黑的了。在这里形象的辨认变得简单了一些，我不知道这不是艺术家的计谋，故意漏马脚；也有可能是我自大了，看到什么都想辨认一下。图像的尺寸以及取景都给我带来一种亲密感，假如我在展厅内一定会贴近看很久，也不知道届时有没有足够的画面细节能留我多看一会？

28/10/2021

我们约见在商场，我提前到了，无所事事，就在商场里闲逛。

走在五楼的走廊上，余光瞄到有人飞奔到平台边缘的玻璃栅栏但没有减速，于是被卡住下肢，失去平衡，迎面翻了下去。我吓一跳，冲上去看，好在下面是下一层的走廊，并不是最底层，那人艰难地爬了起来，没有转身看上层，跌跌撞撞地就跑了——难道后面有人在追杀他吗？透过他的侧面和背影，不知怎么就想到了我一个初中同学，假如不是看到他，我差点就把这同学忘了。他叫孙明辉。

我回看卡倒他的玻璃墙：高不过腰，用手轻轻一捏就能从地面里拔出，豆腐渣工程。刚刚目击的行人也从惊愕中缓过神来，也敢上前一步查看玻璃墙的情况，望着他摔落的地面议论纷纷。我掏出手机一看，差不多快到约定的时间了，于是赶紧往约见的地点去，一边赶路一边下意识地离玻璃墙远一些。

她早已在那等候多时。两年了，终于又见面了。她的样子和我记忆中的影像丝毫不差，尤其是那份拘谨和冷漠。我一直被她的那份冷漠给吸引着，但令我沮丧的是，我始终无法接触到她冷漠下潜藏的，热情动人的一面。我尽力不去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我很想说些什么暖场，可是她的眼神一直注视着地面。我没有说话，就这么走着，甚至怀疑起来约会的目的——难道就是消化这份尴尬吗？不过事情在出了商场之后有了些转机，新鲜的街景给了我一些灵感，也调剂了她的心情，我对看到的东西讲一些奇思妙想，她竟然也感兴趣，不时给予些回应。这种化学反应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我大喜过望，更加急切地四处张望，想寻找一些只属于这个城市的趣味点；同时也提醒自己，不要掉书袋，不要谈女孩子不感兴趣的东西。

就这么聊着，走到了一个有些噪杂的小巷。迎面走来了一个长相酷似本泽马的阿拉伯小伙，直接略过我，对着她一顿叽里呱啦的搭讪，语调夸张，言语下流。但她听不懂，只有我在一旁愤怒不已。我一把将他推开，厉声警告，他越来越来劲，与我针锋相对。我扯过他的衣领，把他甩到墙上去，一拳挥了出去，但却如同打在棉花上，软弱无力。我又铆足了劲打了一拳，还是没有造成任何杀伤。阿拉伯小伙并没有还手，就这么被我钉在墙上，一副“你有种就打死我”的讥讽表情。我越来越气，只不过第三拳才出到一半就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发现她躺在我身边，双手枕着头，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也就这么盯着她的脸看，相顾无言。就看着看着，她突然浮现出了笑意，我感觉心被融化了，伸手去抚摸她的脸颊，她没有拒绝，缓缓开了口：

“你知道吗，我曾经受过一些伤。”

我惊了一下，脑中思绪霎时乱成一团，怎么也想不到她会对我说这句话。我完全没有准备好，也不愿意相信这就是她对我冷漠的原因。我越想头越疼，又睡了过去，醒来以后心跳的很快，胸也有些闷。我缓了一会，待略清醒以后打开手机，在有她的软件上搜索她的网名，点开了她的头像，发现她发了一条新的推送。是白天和黄昏下的伦敦桥。再一看她的推文：喝咖啡了，一夜无眠。

我直起身来，借着窗外路灯透过百叶窗的微光往门口望去，她的白色运动鞋还在那里，鞋头朝着室内，只是她本人不见了踪影。

2020.1.30

她就坐在那里，而我也在这。
说点什么吧，让这空间内的空气流动起来
该如何开场
是否应自信如孔雀那般
抖开聊以自慰的羽毛？
理性的思考迅速逝去
口依然是张开的
词语不断从中脱离
并没经过大脑
她是什么反应呢？
话语似乎无法触碰到她最细微的情绪

闭嘴吧
这是我最后的尝试与勇气
我的ego啊，我视你如生命
决不会让你粉碎

对过去日志的总结，以及对话

国内的手机号早已弃用，没想到其最直接的后果是qq登录不上，总是要求手机验证，捣鼓了无数次的换号申诉也总是以失败告终。本来以为就此与qq别过了，心里还有点难过，倒不是因为有人想联系，只是想登录上qq空间看看以前写的文章。然而今天突然灵机一动，换了chrome浏览器——竟然可以绕开手机验证直接登录上qq空间，久违了。还坚持发说说的仅剩四五人，其中好几个人我还很不在乎，而比较想关心的人都把空间关了，或者设置为私人可见。

也许是因为怀旧吧，非常想看看我们初高中生时期写的东西。不管是说说还是日志，我总能从那里找到些许共通感。共通感，我一直苦苦追求而不得的东西，早已不奢求能找到契合度很高的，有一点点就行，能保证愉快交流就好。但还是难找，尤其是在国外，作为一个中国人和同龄法国人之间其实是几乎没有任何共通的生活经验以及文化背景的，这没法怪任何一方，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的成长环境太不一样了，抛去一些专业层面上的探讨，以及文化差异的而触发的猎奇，无话可聊才是常态。

我与过去的那些有共通感的事情又该如何对话呢？首要问题是，我倒是很想对话，然而谈话者很多都不在了，自我封闭起来了——可能是出于对青少年时期天真言辞与想法的羞耻，也可能是出于对于过去的不屑吧。我只得与过去的自己对话，我面对的是不同的自己，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暂且这么划分吧，也许聊着聊着会发现如此分类的局限。

小学的我在网上无所顾忌，其言辞深受网络潮语的影响，文章多以恶搞为主，其中有一组以当时有好感的女生为主角所写就的恶搞连载小说更是完全逃离了学校作文教学的窠臼，但好在当时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对此并无指摘，反倒夸我有创造力。创造力这东西就是如此薄弱，假如当时被打击过，估计就没有心情再写下去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写过一篇非常抒情的散文，主题是透过窗户看寒夜夜景的随想，其关注点与搭建场景的手法和我现在的如出一辙，显得我这十多年毫无进步；但当时的语言风格深受语文教科书影响，用了太多拟人与比喻的用法，显得非常矫揉造作——尤其是对于一个十一岁，成天就知道出去野，或者守着电脑打游戏的小男孩来说。不过这也正常，十一岁嘛，连自我意识都还没萌发，怎么可能跳出学校作文写作风格呢。

初中的文章内容大多是班级趣事记录，很多小趣味点就算现在看了也能开怀大笑，就像是许久没亮的灯泡重新通了电那般。在重温记忆的同时，我也悻悻地意识到当时称呼同学的方式略微轻浮随意，在某些糗事中甚至都没使用化名。难怪当时人缘一般呢。当时还写了很多记录老师口头禅的文章，读着读着那些老师的音容就又浮现了出来。如果抛开这些幽默而诙谐，甚至带点恶搞的记录，我们又会以什么形式去记下一位位在当时显得乏味，严厉的老师呢？现在看来这反倒是挺高明的手段，其唤醒记忆的功能好过白描。我也尝试着利用这些口头禅所触发的回忆去批判一下各个老师的教学法，发现大部分老师的关注点不外乎：课程进度的完成，惩罚手段，常见知识点的巩固，以及反向激励策略。是啊，我就是在这种教育制度里长大的，不做价值判断，只是陈述事实。

初中时也写了一些小杂文，记录了一些对场景和故事的所见所想，有几篇写的比较好，分别是写老家，写逛半荒弃的花鸟市，写老爹，写椅子。尤其是前两篇，其中所透露出来的对于城市化与个人记忆的思考更是伴随我到现在，让我有机会在异国他乡接着炒这锅冷饭，混毕业，参加展览什么的。写老爹那篇更是饱含情感，用词较俏皮，语调活泼，现在是打死也写不出来了。重读这文章我也意识到，我爹和我聊天的话题几十年来变化不大，还是听他讲中国数学家又咋咋得奖了，梅西又怎么厉害了，社会主义有多操蛋什么的。现在留学了，老爹又多了一些对于老牌资本国家所创造的科学成果的吹嘘，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少的。至于椅子，我得承认那是受韩寒影响，言语变得比较激烈，反动，充满了大量无意义的反问句与感叹句。不过那种解构日常事物的写法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个挺新鲜的概念。韩寒对我更深刻的影响那得到高中才真正显现出来。

有几篇写的在现在看来非常差，但我记得当时自我感觉良好，尤其是有一篇写兰州拉面老板坚持自己的信仰不让客人饮酒的事，被我高度赞扬，就差对他当面脱帽敬礼了。这种情感与我今天的泛反穆斯林倾向格格不入，不知道是我当时对宗教太宽容了还是我今天太苛刻了。另外一篇不满意的文章，大概是初一写的吧，探讨了“天赋与努力的关系”这一主题。里头举的例子是乔丹，米勒和麦迪，其中乔丹的形象是又努力又有天赋的，米勒是没天赋但努力的，麦迪是有天赋不努力的。我记得当时二姨夫看了这文章以后没有像其他亲戚一样大加赞赏，反倒是希望我过十年后再对此主题做思考，看看有无新的想法。如今看来，那三个人都是特别有天赋和努力的，成功也不是只有这两个因素决定的，但在当时也根本想不到这么现实复杂的问题，正常；但我最不满的是在文章的最后，我那好学生的心态作祟，使得我噼里啪啦地敲下了几行宣言，呼吁读者们努力发扬天赋，做一个让国家骄傲的人。哎，小屁孩谈国家真的是件很无害但又危险的事：这种观念可能就此伴随一生，以至于我们就跟个初中生一样被骗到老。

有一篇文章得单独拿出来说，记录的是毕业那天的不满。原因倒也简单，我自认为中考考试时发挥的太好了，于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班主任感受到了以后尤为不爽，在毕业典礼前把我批了一顿，我也不服，闹得不欢而散。后来我们就都把这事忘了，之后每年过年聚餐时也从没提过。我后来才理解了当时那轻易的遗忘：假如没这个老师对我的讽刺式激励，我肯定考不上二中的，而考不上二中的后果是我回过头来最不敢想的一件事。不管咋说，我的初中就是在这种不愤与欢喜的情绪中结束的。

进入高中后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发牢骚，还是以打油诗的形式，也是唯一一篇。内容虽然比较轻松，但其实完全是苦中作乐。这种心态过了不到一个月就完全维持不下去了，我写了几篇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失态的几篇文章，对自己的无能急得跳脚，对既定的教育体制满肚牢骚，对踏实肯干的同学大加讽刺。最暖心的是，竟然有高中同学在底下还开导我安慰我。随后就着这挥之不去的郁闷与愤慨又陆续写了很多类似的文章，批判了高中班级分级的制度，讽刺了大伙认真学习不思考未来的情况，反击了那子虚乌有的对艺术生的鄙视等等。比较吃惊的是，在那会我就有了很多对于中国教育体制的批判，不过现在仔细想想，我当时所比较的对象是我以为的较宽松的西方教育体制，而且还是美国。后来才发现，美国高中生活也不好过，所以当时就是想为自己不努力学习找个借口罢了。有一说一，高中课程是真的无聊，充满了大量的死记硬背与无意义的重复，但最可气的是我是到了毕业才发现这些问题的，假如早早就能发现问题，也许就能以另外一种策略去解决当时的苦闷了。

除了发牢骚，高中时期的文章也多了很多对自我的审视，虽然逃不了自恋的嫌疑，但好歹是个开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大部分文章都有比较重的说教意味，但碍于自己身份低微，成就寥寥，不敢放开了讲，只好借着自我鼓励去煽动别人，希望获得类似的观点来支撑我的主张。当时还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试图为艺术生做辩护，破解那些刻板印象等等；实际上我本人在现实中从未感受过这种来着外界的误解，反倒是从我的角度观察过去，某些艺术生的行为确是让他们坐实了那些指控，于是我又从辩护者变成了控诉者。

但自从到了高二，对学校的牢骚发的就少了，因为牢骚又转向艺术教育体制了。这点在集训以后尤其明显，毕竟到了证明自己不是个废柴的时间到了，性格里隐藏的强烈胜负欲在那个时间段被激发了出来，可我依旧我行我素，一直按照自己理想的艺术追求去实践，练习，完全没把最后的考试放在眼里。在集训的时期我写了不少日志，都是因为画画时遇到问题了，没处说，只好在网上发泄一下。现在来看非常羡慕当时的状况，因为时不时的真的会收到一些比较暖心的回复，些许给我写宽慰。

上了大学了，日志写作思路多少出了点变化：开始出现一些偏象征主义以及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姑且，自允称之为文学雏形吗？比如当时有一篇写在大学宿舍生活感到无力，厌烦，于是盯着天花板直到身体脱离现实的感受；还要一篇以蚂蚁爬树为象征，描写了同龄人对于未来的种种态度以及通向的道路：那会我还是比较认定“学习要认真”，“要懂得自我教育”这些精英主义的信条，似乎从这篇文章写完后，我对这些东西也失去了信心，沉入了一段时间的抑郁情绪中了。不管怎么说，这种新的文体的产生完全拜“对大学集体生活的不自在”所赐，还有一篇写“朝鲜与桃花源式乌托邦”的联系的文章，是写在大二集体去绿江村写生，与另外两个不熟的同学住一个屋时的时候。

24 11 2019

忘了在哪听说这么一句话：微博评论都是傻逼。听完之后还是有点疑惑，到底怎么个傻逼法呢？出于好奇，我经常去微博底下看评论，尤其是看关于台湾香港的。

关于香港我没啥好说的，信息已经驳杂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程度，甚至在我的关注区域内“支持香港以暴力的方式联合西方势力反击共产党”的观点也层出不穷，导致我们已经根本无法以“按道理来说”的思路去看待问题了。假如站在大陆的立场和宣传角度来看，那香港无疑是在搞暴动，在搞造反，而且是不符合法理的造反，毕竟香港已经是回归大陆了；但站在香港的角度上，上街游行示威乃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但是游行过程中产生的暴力确是需要谴责以及依法处置的。但问题还还不止这么简单，香港的暴乱传达出来的，尤其是在西方媒体的眼中，是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独立民主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国内社会主义一党专政的大一统民族主义的笼罩下却显得大逆不道——我说的这种观点不仅是官方的想法，而且更是由上而下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并笃信。如果说公民的政治观点是由屁股和脑袋的辩证关系决定，那可惜的是我们的脑袋不一定都在脖子上，而是在不同意识形态的手中，不管是大陆的还是西方的。

抛开以上的不说，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信息封锁——这点在对台态度上尤其明显。在大陆网络上你甚至不能用简体字堂堂正正地打出“台湾是一个国家”这样一个陈述句，因为这样一句话会在大陆同胞的脑子里自动触发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反命题：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这个中国指的是什么，没人会对此发问。于是在这个观念冲突对抗的过程中，真正有意义的概念梳理以及历史问题的探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无谓的较量：比谁的嗓门大，谁的口号喊得响，谁能从阵势上以及合法性上压倒对方，而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这也是官方期待看到的，人民越是沉迷于呓语之中，执政党的行为合法性就越是稳固，而这种稳固又反过来使得人民梦得更加安详，虽然现实总是会敲醒一群人，但他们的清醒在集体的失智面前又显得格外悲凉，鸡蛋也许能撞破纸壳，但鸡蛋如何才能撞破高墙？

面对这种情况，能怎么办？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了福柯面对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的态度——无法反抗，但要意识到它的存在。这种意识的获取理应是个非常私人的事情，即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人该如何幸福生活”的精神；但一旦试图将这种精神传播出去，问题就接踵而来：这种宣传与说教的关系实在暧昧，更何况进入社会领域难免会使这个初衷纯粹的提议变得政治化，甚至还有走到它的对立面的危险。

无力啊，无奈啊。不论如何，我们都在见证一段历史，但我希望这段历史的记忆是由个体所持有，并且不会轻易地被抹杀掉，同时在希望梦醒时刻，现实不会比噩梦更痛。

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mort

12-13 siècle

Avant la mort

On attend la mort au lit, <gisant au lit malade>.(jusqu’au 17 siècle) La mort est une cérémonie publique et organisée.Organisée par le mourant lui-même qui la préside et en connaît le protocole.

L'ancienne familiarité avec la mort: la coexistence des vivants et des morts.

La simplicité avec laquelle les rites de la mort étaient acceptées et accomplies, d’une manière cérémonielles, certes, mais sans caractère dramatique, sans mouvement d'émotion excessif. 

La chambre du mourant se changeait alors en lieu public. On y entrait librement. 

Il demande pardon à son entourage, ordonne réparation des torts qu’il a faits, recommande à Dieu les survivants qu’il aime; Le mourant prononce son testament à haute voix et en public ce qu’à partir du 12ème siècle il fera écrire par un curé ou un notaire. 

le Judgement: la résurrection ou abandonnées au non-être. 

Au 12 siècle la scène change: la séparation des justes et des damnés: le jugement, le pèsement des âmes par l’archange saint Michel. 

Au 13 siècle, on juge l’homme selon le bilan de sa vie, les bonnes et les mauvaises actions sont scrupuleusement séparées sur les deux plateaux de la balance. Le bilan n’est pas le moment de la mort, mais le dies alla, le dernier jour du monde à la fin des temps. Le Judgement est liée à une biographie individuelle.

Pour l’homme de la fin du Moyen Age(14-15), la mort toujours présente à l'intérieur de lui-même, brisait ses ambitions, empoisonnait ses plaisirs. 

Après la mort, obsèques, funérailles, sépultures etc. 

La réaction des survivants:

Les manifestations les plus violentes de la douleur éclataient aussitôt après la mort. 

Les représentations de la mort:

À partir de 13 siècle, le visage du mort est dérobé aux regards.

Après l’absoute quand les manifestations de deuil s’étaient calmées, on enveloppait le corps dans le drap ou linceul, en laissant souvent le figure découverte, et on l’emmenait, toujours couché sur la bière, à l’endroit où il devait être mis en terre ou en sarcophage. 

L'absoute est un rite et une prière de la liturgie catholique qui termine la cérémonie des funérailles à l’église. Il comporte un chant qui implore la totale délivrance des péchés du défunt, puis une aspersion et un encensement du corps. Un rite analogue peut se dérouler au cimetière. Elle inclut dans le rite traditionnel une dernière demande d'absolution des péchés. Le nouveau rituel, adopté après Vatican II, parle plutôt de Dernier adieu (qui n'inclut pas de demande d’absolution).

Autour de 13ème siècle, on a donc reculé devant la vue du cadavre et devant l'exposition du cadavre dabs l’église.

La représentation des statues de bois et de cire qui représentait le défunt à la place de son cadavre.  La pratique des masques mortuaires apparaît au 13ème siècle.

Elles n’étaient pas reproduits pour faire peur, mais qu’ils étaient reproduits comme la photographie instantanée et réaliste du personnage. 

Le convoi:  Le convoi est une procession solennelle à laquelle participaient des figurants, clercs, religieux et laïcs etc. 

Le convoi fut donc désormais jusqu'à la fin du 18ème siècle, composé de pleureurs parmi lesquels les familiers du défunt n'étaient plus les seuls. Plus un défunt était considéré, riche, puissant, plus il y avait des prêtres; de moines et de pauvres. Les moines étaient surtout choisis parmi les mendiants. 

Mais parmi les pauvres il y avait pas de pleureurs , ni compagnons ni prêtres, pas de convoi, pas de messe.

l’église: Les martyrs étaient enterrés dans les nécropoles extra-urbaines, communes aux chrétiens et aux païens.  le désir d’être enterré près des saints, ad sanctos. 

Dans la langue médiévale le mot église ne désignait pas seulement le bâtiments de l’église mais m’espace tout entier qui entourait l’église.  On enterrait dans l’église, contre ses murs et aux alentours ou sous les gouttières. Le mot cimetière désigna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a partie extérieure de l’église, l’atrium ou âitre, le mot cimetière appartenant plutôt jusqu’au 15 siècle au latin des clercs. 

Les corps était confié à l’Église, peu importait le lieu exacte de leur sépulture.

Les morts étaient entrés à l’église et dans sa cour. La notion d’asile et de refuge est à l’origine de cette destination non funéraire du cimetière.

l’un des buts des cultes funéraires était d'empêcher les défunts de revenir troubler les vivants: le monde des vivants devait être séparé de celui des morts. C’est pourquoi les cimetières étaient situés hors des villes. 

Charnier: A la fin du Moyen-Age, il désigna seulement une partie du cimetière, les galeries qui couraient le long de la cour de l'église et qui étaient surmontés d’ossuaires. Ils existent du Moyen Age aux 16 et 17 siècles, jusqu'à l'âge des Lumières. 

14-15 siècle 

Avant la mort

artes moriendi. La dernière épreuve a remplacé le Judgement dernier: on croit aussi que son attitude à ce moment donnera à cette biographie son sens définitif, sa conclusion. 

la mort est devenue le lieu où l’homme a pris le mieux conscience de lui-même. 

Le gisant au lit malade des artes moriendi ne montre pas qu’il est à la dernière extrémité. Ce n’est donc pas l’homme en train de  mourir que retient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l’imagerie du 15ème siècle. Le caractère original qui est commun à toutes ses manifestations, iconographiques et littéraires, et qui est essentiel, est la décomposition.  On vet montrer ce qui ne se voit pas.

testament: Du 13 au 18 siècle, le testament a été le moyen pour chacun d’exprimer, souvent de manière très personnelle, ses pensées profondes, sa foi religieuse, son attachement aux choses, aux êtres qu’il aimait, à Dieu, les décisions qu’il avait prises pour assurer le salut de son âme, le repos de son corps. Le testament était alors un moyen pour chaque homme d'affirmer ses pensées profondes et ses convictions, autant et plus qu’un acte de droit privé pour la transmission d’un héritage. 

le testament a été le moyen religieux et quasi sacramental d’associer les richesses à l’œuvre personnelle du salut et, au fond, de garder l’amour des choses de la terre tout en s’en détachant. 

Le testament est un contrat d’assurances conclu entre le testateur et l’Église; vicaire de Dieu. Il y avait des riches marchands qui abandonnent la plus grande partie de leur fortune au monastère où ils s'enferment pour y mourir.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18 siècle, le testament a été réduit à ce qu’il est aujourd’hui, un acte légal de distribution des fortunes. 

confrérie: on devint membre d’une confrérie pour deux motifs: bénéfices des prières des confrères le jour de sa propre mort et ensuite assister de ses propres prières les autres défunts. 

Grâce aux confréries, les enterrements du pauvre n’échappaient plus aux honneurs de l’Eglise qui avait solennisé ceux des riches. 

16-18 siècle

Avant la mort

Jusqu’au 17ème siècle, l’homme devenait seul à l’approche, ou à l’idée de la mort.

Au 18 siècle, la famille s’est substituée au testament pour l'accomplissement des vœux pieux. La relation entre l’homme et les siens a changé: l’homme qui sait sa mort prochaine a cessé d’être seul devant son destin. Depuis 18ème siècle, le mourant s’est abandonné, corps et âme, à sa famille. La disparition des clauses sentimentales et spirituelles du testament est le signe du consentement du malade ou du mourant à son effacement et à sa prise en charge par sa famille. 

Attitude vers la mort: 

la mort est une rupture.

les thèmes de la mort se charger d’un sens érotique, ou morbide. (Éros ou Thanatos)

圣特雷萨的狂喜 ——érotisme

Le corps mort et nu est devenu à la fois un objet de curiosité scientifique et de délectation morbide. Le cadavre est le sujet complaisant des leçons d’anatomie, l’objet de recherches sur la décomposition.

Cette fascination du corps mort, si frappante au 16ème siècle, puis à l’âge baroque, plus discrète à la fin du 17ème siècle, s’exprime au 18ème siècle avec l'insistance d’une obsession. Les cadavres deviennent l’objet de manipulations étranges. 

Des images érotiques de la mort attestent la rupture de la familiarité millénaire de l’homme et de la mort. Comme l’a dit La Rochefoucauld, l’homme ne peut plus regarder en face ni le soleil ni la mort.

Le progrès des connaissances concernant la médecine et l'hygiène dont on a d’autres  preuves, a rendu intouchables les manifestations. 

Après la mort, obsèques, funérailles, sépultures etc. 

A la fin du 18ème siècle, on interdit d’inhumer dans les églises et dans les villes.

19 siècle 

A partir du 19 siècle, les images de la mort sont de plus en plus rares et elles disparaissent complètement au cours du 20 siècle, et le silence qui s’étend désormais sur la mort signifie que celle-ci a rompu ses chaînes et est devenue une force sauvage et incompréhensible. 

Le seuil s’est déployé avec ostentation au-delà des usages. Les survivants acceptent plus difficilement qu'autrefois la mort de l’autre. 

Sepultures: Depuis le début de 19 siècle, on envisageait de désaffecter les cimetières parisiens gagnés par l’expansion urbaine et de les transférer hors de la ville.

Caveaux de famille, le tombeau collectif. 

15？/08/2019

我也不知为何会在应聘会遇到王霖。

我曾经与他做过几年初中同学，对他算是知根知底。当时他在学校是个无学不术的家伙，资质愚笨，性格懦弱，个子矮小，因此也并不会像小混混一样四处寻衅，惹人厌烦。后来高中毕业后再见到他，他不知怎么突然窜高了好几十厘米，成了大个子，也变得爱交际起来，经常给不熟悉他的人一种文质彬彬，谦逊有礼的感觉。只有我知道那种礼貌是虚假的，是掩饰自己愚蠢的最后屏障，可大多数人并不会去刻意分辨礼貌的真假——那种被礼貌所激发的愉悦情绪会阻断更理智的判断；而对我来说他那无可救药的愚昧和天真（naïveté）却暴露的无比直接。

应聘的人不少，我等了一上午，到了午饭的点了，依旧没轮到我面试。我叹口气，起身准备出门找点吃的，就在这时看见王霖也正从另一组等待的人群中走出来：西装领带黑皮鞋，粗框眼镜，小分头。他也看到我了，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殷勤地同我打招呼，客套：

“哟怎么能在这看到你啊，你也是应聘的呢？哎呀让你来这真是屈才了，你可千万给我留点机会啊。” 我对这种虚伪早就见怪不怪了，也懒得和他客气，就应付地点点头，笑笑，然后一起走出了大楼。

应聘地点在一个村庄附近，周围并无什么吃饭的地方。我正不知道怎么办好，王霖转头对我说：“我开车来的，咱们一起吃点什么去吧。” 我虽然讨厌他提议时那殷勤的语气，显得他一点骨气都没，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领情的，否则我吃什么去呢。我答应下来，坐上了他的车，在一条笔直的，略有破损的水泥路上缓缓行驶。我一路上一言不发，听着他那时有时无的寒暄，默默看窗外田野，真的是非常无聊乏味的风景。

在一个十分简陋的苍蝇小馆里吃罢泡面，我们回到车里，在座位上歇息一会。下午的应聘会还要等一会才开始，现在不着急回去。糟糕的午饭仅仅是些缓解了我的饿意，却丝毫没有缓解我那正一点一点死去的心情。周围的一切都在骚扰着我的神经，不管是视觉的，听觉的，车内的，车外的，还是现在的，上午的。我感觉整个世界正在急速内卷、压缩，我被吸入、挤压，身心都被碾压爆了。“你没事吧？” 王林看我不对劲，问了一句。我摇摇头，说没事。“用不用我去给你买点水？你是不是病了？” 我这次没回答，只是微微点了点头。“那好，等会哈”。王林说着就下了车，又走进了那家苍蝇小馆。

难以用理性解释我当时的决定，总之那是一个不寻常结局的开端。我迅速窜到了驾驶室的位置，扭动钥匙，挂上档位，猛踩油门，顺着车头停靠的方向就开了出去。看着苍蝇小馆的图像正在后视镜里急速缩小，我舒了口气，心里说不出的畅快，觉得十分解气：王霖啊，你就自己慢慢想办法去应聘会吧。

我行驶的方向并不是应聘会会场。眼看道路走向横平竖直，我心想在下一个路口右转一下就回到原来的方向了。然而这条道路却比想象中的漫长多了，开了半天却依旧找不到分叉口。我心里泛起了嘀咕，不由得加快了速度，谁曾想这条路很快就开到了头，路的尽头是一片崎岖的黄土地。我已经来不及减速了，只好硬着头皮冲了过去，在泥泞的黄土上横冲直撞，上下颠簸，同时还要努力躲避前方凸起的土堆和灌木丛。

车子终于停了。我并无大碍，首先能感觉到的是飞奔的心跳，以及肾上腺素飞涨后的眩晕感，待到这些感觉慢慢消逝，我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车子严重受损不说，我把自己开到了一片完全不熟悉的地方去了。我下了车，趔趔趄趄地在一片小土坡上前进，走着走着只见视野逐渐放宽，天光也变了颜色，声浪渐起，周围开始喧嚣了起来。走到土坡尽头，才发现尽头是一个横断悬崖，有一条大河在底下翻滚。此时远处天色变得更暗了一些，云彩浓缩挤压在一起，映出烈焰与焦土混杂的霞光。

我被眼前此景压倒了，想就此跳下去了结了生命，但又失去了飞身一跃的勇气——真的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了吗？曾经畅想过在深夜以走向大海的方式自杀，但仔细想想在那种沉默的场域中失去意识也是件够可怕的事，有点后悔这种憧憬了。我还不想死，但我真的没退路了。